晚年张国焘对中共惊人预言应验 令世界惊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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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4 08:54:00来源：军事前沿浏览次数：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 、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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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抖落岁月的风尘，历史将变得从容。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移居香港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

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而在张国焘的这些访谈的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甚高。知名博主刘继兴撰文《张国焘晚年曾高度评价毛泽东》揭秘张国焘对中共的惊人预言。

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

张国焘曾有过叱咤风云的革命经历，后来却沦为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为革命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岁月易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野心开始膨胀。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最高领导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此后，他一意孤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直至南下受阻没有出路后，才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 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渐生叛党之意。

就在这时，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曾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中统等处，还当过一段有实权的地方官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国民党所冷落。解放战争期间，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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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

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与毛泽东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

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

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此时的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

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还认为，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

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 、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 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着名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一家移居加拿大。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

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妻子想到他的同乡、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现移居美国的蔡孟坚，决定找他帮忙。

蔡孟坚与张国焘妻子见面商议办法。蔡孟坚说，20年代末期，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时，王明曾将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蒋经国打成托派，并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经张国焘斡旋，苏联方面才准许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张后又争取让蒋经国去工厂做工。

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恩。现在蒋经国在台湾掌权，可以去求助他。张国焘妻子同意蔡孟坚的建议。尔后，蔡孟坚致电台湾，不久，张国焘收到蒋经国送来的一万美元支票。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死后，生活都颇为紧张的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老伴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这一窘况。蔡孟坚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魂丧异国。

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有些“接班人”将成负担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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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至极。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原件藏于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看，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

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

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1979年12月2日，住在多伦多郊区老人病院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却不见出现……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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