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朝历代衰亡史，其实就是腐败史

就秦的灭亡来说，权力腐败，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权力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

延安时期，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资料图片)

■课题显示，用人不公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腐败之一。

■历代腐败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生活腐败，二是权力腐败，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气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反贪腐措施与制度建设同样源远流长，其成败更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

2000年，在中央纪委建议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启动了“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课题研究，至2013年课题圆满完成。随手翻开80万字的课题定稿，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崇祯十年(1637年)，明崇祯皇帝面对官僚队伍的腐败曾下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官员把做官当成了交易，金钱换来官位，怎么可能廉洁奉公?这样的人把持朝政大权，结果可想而知!仅仅7年之后，崇祯皇帝上吊，明朝276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中，可以看到一次次上演权力被腐蚀的“周期律”。腐败一直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幽灵，挥之不去，如影随形。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历朝历代腐败乱象种种

翻开历朝历代的历史，腐败始终蔓延在上自君主、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官吏的统治阶级各阶层中，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政治与文化一样，都会有一种传承，对于那些研究或关注当代腐败问题的人而言，对比历朝历代的腐败与反腐败，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感。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课题成员之一的李传印告诉记者:权钱交易始终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腐蚀剂。权力可以换来金钱，金钱亦可以换来权力、地位乃至生命，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典型者莫过于吕不韦，他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秦庄襄王)获得了王位。这就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典故的来历。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春秋时代，社会上却流传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

他们之所以能够“不死于市”，是因为金钱可以买通执法者，甚至买通执政者，换取他们的生命。古人说“刑不上大夫”，追求仕途巅峰，不仅是为了更巨大的利益，也是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

东汉王朝公然卖官鬻爵，这一措施始于汉安帝。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为由，将关内侯等官爵，按其俸禄的多少而规定出不同的价钱，明码标价，像商品一样出售。卖官鬻爵之风到汉灵帝时进一步发展，他在皇家园林西园设了一个乌纱帽交易所，公开标价卖官。“这跟摊主叫卖商品没什么区别。”李传印说。

司徒崔烈用五百万买到相当于宰相的三公位，拜官之日，汉灵帝遗憾地说:“我手太软了，应该卖个千万的价钱呀!”崔烈到官后，问他的儿子崔钧:“社会上对我任三公有何议论?”崔钧回答:“大家认为你这个官职有铜臭。”“铜臭”一词即出于此。

正常选拔之外，“以财入官”的“捐纳”制度自秦汉后历代并不少见，其制度性腐败是我国历史上腐败形式的重要表现之一。

“身居高位，以权敛财者，代不乏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课题撰稿人江小涛、梁建国介绍，南宋秦桧身为宰辅，贪得无厌，开门受贿，吏部甄选的官员必先要给秦桧送足钱后才能正式上任。《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像这样的贪婪者，可以说历代皆有。

课题显示，用人不公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腐败之一。我国历史上的用人不公，主要表现为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重利益关系，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真正的贤才必然被排挤出去。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指出，历代腐败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活腐败，主要指统治阶级成员以权力为基础，贪婪无度地攫取钱财物，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是个人私欲超越了社会常态和法制而产生的腐败行为;二是权力腐败，主要指侵犯、滥用、践踏公共权力，如独断专横、用人不公、权钱交易等，本质上是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腐败行为，严重时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有效运转，公共权力演化成谋求私利的工具;三是在生活腐败与权力腐败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气的腐败，表现为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腐败，甚至呈现出向全社会转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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