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虹受贿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诉法第32条的规定，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陈虹丈夫张定平的委托，指派我担任陈虹的第一审辩护人。我在研阅了公诉机关移送的本案卷宗材料，参与了今天的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秉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您们在对本案评议时，“兼听”而“明断”。
我在这里开宗明义地讲：对本案起诉书指控陈虹构成受贿罪，不持异议。只是对其指控认定的“受贿犯罪”之“数额”，以及对被告陈虹如何科处刑罚，提出辩护意见。
我的具体辩护意见是：
一、建议对截止目前尚未支付的14万元房屋装修款，以及陈虹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共计有280720元，可以考虑不作受贿犯罪数额认定。
第一，起诉书指控的与陈樱牛有关的第4笔之“房屋装修款”14万元不宜认定。其理由：
一是根据直接为陈虹装修房屋的谢春军证实：直至本案侦查机关向其调查时，陈樱牛也没有支付这笔14万元的装修款，起诉书所称的“陈樱牛帮陈虹支付其锦秀华庭房屋装修款14万元，”是不客观的。谢春军在其调查笔录中称：“……在工程完工后，陈虹付给我100000元的主材料款以后，陈樱牛对我说，你的工程的质量蛮差，她剩余的工程款你就不找她要了，以后在公司的工程中来补偿你。”（见2014年6月17日谢春军的询问笔录第5页顺数第10行起）。显然，陈樱牛是以工程质量“蛮差”为由，要求谢春军不再收取陈虹的工程款，并没有对谢春军承诺替代陈虹支付14万元。显见，陈樱牛没有“行贿”，谢春军也不是“行贿人”。既然如此，何“受贿”之有？！
二是在陈虹与谢春军之间，成立着一种加工承揽的合同关系，陈虹作为房屋装修的定作方，有权对谢春军交付的“装修”成果的质量提出异议，在“质量蛮差”的情形之下，定作方享有少付、延付或者不付款的权利。
三是谢春军提交的“人工费”表和“辅材”表的明细数额相加只有123285元，谢春军提出的预算金额是157428.4元。两者相差34143.4万元。关于14万元这个数字，按谢春军的说法是双方协商“约定”的一个数字。认定构成犯罪的数额，应当秉持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只处于一种协商的尚没有付讫状态的约定款项，作为“受贿数额认定”，既有悖“法施已然之后”的原理，也有悖“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
第二，起诉书指控的与陈樱牛有关的第1笔、第2笔、第3笔共8400元，建议不作犯罪数额认定。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是按起诉书的指控，这三笔均无具体的请托事项，起诉书称：“陈樱牛为求得陈虹的帮助和支持，以拜年的名义”，这里的“帮助和支持”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指向，不具有构成“谋利”的要件；二是陈樱牛送的这三笔钱（2800×3）8400元，均不是陈樱牛个人的款项，是上虞商会的老板们出的（对此，陈樱牛附卷的笔录中讲得是清楚的）；三是陈樱牛是以上虞商会的名义送的拜年“礼金”，关于收受“礼金”，至少截止目前，尚未“入刑”。
第三，起诉书指控的与郑祖兰有关的第1笔、第2笔、第3笔、第4笔、第5笔、第9笔、第11笔、第12笔、第13笔、第14笔、第15笔、第16笔、第18笔，共计40000元，建议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其理由：
一是与郑祖兰有关的第1笔至第5笔，正如起诉书载明的“郑祖兰为求得陈虹支持和帮助其企业发展，以过节名义送礼礼给陈虹的”。显见，这里的“支持和帮助”是抽象的，其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属于“逢年过节”的“礼金”，在礼金尚未入刑的情况之下，不予认定为受贿数额，是言之成理的。
二是根据附卷的郑祖兰的询问笔录证实：“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公司因周转困难找她借了100000元钱。”显然，这种对郑祖兰企业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与陈虹执行职务是没有关系的。
三是第9笔在陈虹的儿子升大学时送的3000元，基于人情交往的“礼金”，可以考虑不予认定。
四是第10笔至14笔，均是以一个请托事项反复使用，且均是在逢年过节所送，除认定其中一笔外，其余应作“礼金”处理。
五是第15笔是以陈虹乔迁名义送的礼金，可以不作受贿认定。
第四，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请求法庭考虑对起诉书指控的下列一些陈虹在“逢年过节”时收受的“礼金”，不作“受贿犯罪”数额予以认定。其理由是：
一是，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因为根据媒体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初步讨论的报道：对“礼金礼品”，截止目前尚未“入刑”。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北师大刑科院院长、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指出：研讨的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写入“收受礼金罪”，如果官员收受数额较大的礼金，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利，均涉嫌构成“收受礼金罪”。可见，直至今日，收受“礼金礼品”尚未作犯罪处理，是客观存在的。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对陈虹收受的“礼金”，建议不作受贿犯罪数额予以认定。
二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纪委网站关于该委查处的违法违纪官员的报道，有“收受巨额贿赂、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字样。显然，这里的收受“礼金礼品”，是作违纪处理的。
三是，附卷的2014年8月15日，荆州市纪委办公室财务专用章开具的“暂扣款物票据”载明：被暂扣人陈虹之“银行转款”系付“案件违纪款”数额170万元。这也证明：陈虹所退的违纪款涵盖界了起诉书中的指控的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既然该票据作为书证，载明的是“违纪款”，而本案由纪委移交侦查机关时，又变成了“受贿”数额，岂不自相矛盾。
四是，对起诉书中指控的逢年过节收受的没有具体请求事项的数额，不予作受贿认定，是符合法条明定的构成受贿犯罪，必须具有为他人谋利的要件的规定的。
鉴于上列理由，本辩护人提出：对起诉书指控的如下几笔，不予认定受贿犯罪的数额：
与吴同相有关的第1笔2000元，第2笔2000元，第3笔5000元，第4笔5000元，即“为求得陈虹支持和市场其项目建设和公司发展”，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是以“拜年”名义送的“礼金”。第5笔5000元，第6笔5000元，第7笔5000元，都属于同一请托事项，不宜重复认定“反复谋利”。建议只认定一笔，其余五笔计24000元，不宜认定为受贿数额。
与谭永平有关的第1笔5000元，第3笔5000，计10000元，不宜认定。因第1笔、第2笔、第3笔均系同一请托事项。
与殷哲伦有关的第1笔、第2笔、第3笔、第4笔均系同一请托事项，可否考虑只认定一笔，将第1笔3000元，第3笔5000元，第4笔5000元，共计130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
与胡明凯有关的三笔均系同一请托事项，都是以“拜年”为名，可考虑只认定其第1笔。其中第2笔2000元，第三笔5000元，计70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
与余诗英有关的三笔，计22320元，不宜认定为“受贿”。主要理由有：第一笔5000元，是陈虹在荆州城内一家餐馆接余诗英和余的朋友（温州籍商人梁德发）吃饭。按余诗英自己的说法是：“我见陈虹帮忙这么热心，还接我们吃饭，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就乘陈虹中途上洗手间的机会，偷偷的从自己包里陶出5000元人民币，对折了一下塞进陈虹的包里。……”（见余诗英2014年6月12日《询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5行起）。显然，这5000元，主要是感谢陈虹“还接我们吃饭”。“吃饭”“送钱”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对价关系”，不应作受贿犯罪处理。
第2笔送价值7320元的西门子冰箱和第3笔送10000元现金，均系“求得对其孙女就读荆州市实验小学的关照”。余诗英孙女就读“实小”，与陈虹的职务之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认为陈虹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利用职务便利谋利，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务的，以受贿论”。但是，具体到余诗英送给陈虹的这两笔款物来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证据证明：“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之“行为人”的证据材料，属于证据“存疑”；二是法条规定的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按余诗英的证言讲：“我孙女当时在荆州实验幼儿园读了4年，按照规定，在实验幼儿园读书可以直接升入荆州市实验小学读书，跟户口没有关系。……”（见2014年6月12日余诗英《询问笔录》第4页倒数第二行起）。可见，余诗英的孙女就读荆州市实验小学，不属于法条明定的构成“间接受贿”中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范畴。因此，辩护人主张这两笔不宜认定为受贿犯罪。
与袁玉文有关的3笔，均系同一请求事项，都是以拜年为名，可否考虑对第1笔2000元、第2笔2000元，计40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数额。
与夏天华有关的第2笔、第3笔、第4笔，均是同一请托事项，都是以拜年为名，可否考虑只认定其中一笔，另外二笔，计40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数额。
与秦富明有关的第1笔、第2笔、第3笔均系同一请托事项，且都是以拜年为名，对其中一笔予以认定，对另二笔计40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犯罪数额。
与阮正平有关的第3笔2000元，为求得陈虹帮助其女儿专升本，与陈虹职务便利无涉，应不予认定。
以上共有280720元的数额，建议法庭不予认定为陈虹受贿犯罪的数额。
二、建议对陈虹科处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并适用缓刑。
审判长、审判员：
本辩护人提出了起诉书指控的376520元的受贿数额有280720元可以考虑不予认定的意见，这就是说陈虹犯有受贿罪的数额应当认定为95800元（376520-280720元=95800元）。根据湖北省高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等七种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之“受贿数额在到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量刑起点刑和基准刑”；“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的规定，考虑陈虹有自首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陈虹有积极主动全部退款的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同向相加，对陈虹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退一步讲，即使不予采信本辩护人提出的“数额”辩护意见，对陈虹适用缓刑，也是有法律根据的。下面，我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第一，起诉书客观公正地认定了陈虹具有自首情节。
第二，荆州市纪委2014年9月9日作出的《关于陈虹配合组织调查的情况说明》载明：“……在调查过程中，陈虹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主动交待了组织尚未掌握的违纪违法问题，退赃积极，认错态度好。”结合陈虹刚才在法庭的供述，当时市纪委办公室王主任电话通知陈虹到“金九龙大酒店”有事（王经常为市纪委接待工作与陈虹联系）。这种电话通知到案的情况，符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的：“……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是自动投案”的情形，“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据此，可以认为陈虹具有“自动投案”、“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
第三，根据市纪委2014年8月15日开具的“暂扣款物票据”的记载，陈虹不仅是积极清退涉案款项，而且是主动积极清退了全部违纪款项（包括全部赃款）。
有鉴上列客观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以法发[2013]14号文件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4项规定的“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的规定。
根据上引“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8项“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
根据2013年12月2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贪污、受贿等七种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第4项的规定，“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确定基准刑……”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1项确定的“同相相加，逆向相减”的量刑调节原则。
本辩护律师认为：对陈虹以受贿罪确定10年有期徒刑的“基准刑”后，按上引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鉴于陈虹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40%；鉴于陈虹具有主动全部退赃的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30%。故对陈虹可以科处三年有期徒刑，而考虑陈虹受贿情节并不恶劣，能真诚认罪、悔罪，加上陈虹身体有病，根据刑法第72条之规定，对陈虹适用非监禁刑，是不会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故请求合议庭在合议时，考虑对陈虹适用缓刑。
陈虹的第一审辩护人
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荣延春
于监利县人民法院审判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