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dro Ballesteros：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讨论。我们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城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章仁彪先生，有请章先生。
章仁彪：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变迁与重构：新的空间观。最近有一个热门词，那就是中国梦。现在在学校当中，同学们也在说，我的中国梦是什么？当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提出。这就涉及到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以及生态空间的山明水秀。这三个空间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生活，生产是为了生活更美好，保护生态同样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梦。
我是98年开始研究城市的，我的本行是哲学，当时上海提出的口号是建管并重，我们当时说我们讨论只能讨论物理空间的，但是我觉得城市的管理绝不只是物理空间。刚刚邱爱军主任已经做了很好的城镇化的介绍，那么城镇化到底是都市化还是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和城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从十七大讲城市化，到十八大又回归讲城镇化，尽管在英文当中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在中国人心目当中显然是有区别的。所以刚刚讲到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传统的城镇化的概念是以集聚为标志的。人口的转移是一种集聚。我当时就提出，也许新的城市化，中国必须要关注质的问题。因此要城市文明向乡村的辐射，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广大农村共享，这是新的城镇化的意义所在。所以不能只是一个集聚的过程。所以城市化不应该是消灭乡村的运动。城市化也不是简单把农业土地变成城镇土地的问题。第三个，城镇化中带来新的同质化的乡村社会和异质化的城市社会的新的心理变迁。
城市化的特色是什么呢？一个是有二元结构。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第三是征地动迁，中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动迁就引发了种种的社会矛盾。第四是新的挑战，包括低碳的问题，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同济大学的一个副校长，他曾经是上海规划局副局长，提出了中国当代城市化的特点，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特色。比如说高度速度和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分离，区域发展的差距，城市特色的消失，中小城镇的土地浪费，发达城市的土地紧张。小城镇数量增长，但是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还有行政体制的干扰和影响。上海代表在今年两会期间，特别提出了要注重规律，城镇化不能遍地开花，到处建新城，也许不是我们应该取的方式，城市化也不能千城一面。第三，城市化也不能简单的房地产化，有人提出地控制了，房可以建的好一点，总是把房地作为主要的拉动。第四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户口。城市户口不再享有计划经济的那些福利，但是还有很多公共服务的享受。所以城镇化有三个问题。有人提出，第一人往那里去，是不是都集聚到大城市，二钱从哪里来，第三土地如何使用，土地的城镇化是否等于人的城镇化，这就牵涉到城镇化还是文明化的问题。大城市有就业的吸引能力，人口的接纳力，但是缺少基础的存在力，包括资源的有限性，小城镇有人口的存在力，但是缺乏就业的吸引力，这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回到世博会的口号，怎么样让城市更美好，这个概念出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长成处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我认为城市的三大功能当中，有人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这也是我们政府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所以城市空间战略我不再展开。
我再提我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城市发展的几大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第一个是城市发展定位问题，第二是居住隔离。我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进了城的人是不是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从短暂的过渡名称，似乎成了永恒的身份象征，这是值得我们深度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就涉及到关于城市的寄居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英国撒切尔时期搞公共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遇到了很大问题。上海会不会遇到巴黎那样的骚乱，我们把大量的低收入人口，扩展到外环的边上，这也是巴黎为了解决当时大批阿拉伯移民所构筑的新城模式。欧洲有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国有一个籍贯的问题。
最后，我要讲一个我的结论。现代城市化发展，我们的策略有三个基本原则，在物理、地理空间需要超越技术为中心，不是能城造多快，楼造多高，而是要超越技术为中心，回归以人为本。二是经济-政治空间，我们要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文化和心理空间，我们要划界文化冲突才可以和解城乡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是城乡协调，和而不同，人化自然，诗意栖居。这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从每个人自己努力，谢谢大家。
Pedro Ballesteros：谢谢章仁彪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欧洲新镇平台主任Pascaline Gaborit发言。
Pascaline Gaborit：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城市化进展的挑战，一方面致力于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条件，更好娱乐，但是又造成了房价上涨问题，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建立了新城区想达到新的平衡，为市民们开始提供从零开始建造的城市。这些决策的实现花费很大，比如说建一条路要多少时间？那些新造的房子，建筑物又应该能够用多少年好呢？是不是有更短的寿命呢？我们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谈新城是因为我对欧洲新城熟悉，很多新城都是40年前，60年前造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城市的先锋。政府当时也是考虑到尽量快一点建造。但是建好的时候他们考虑到汽车使用，所以马路是宽敞的。但是时代变迁，现在还要考虑到更多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他的主要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职业市场的问题，还考虑到新工作机会比的问题，就是新造的城市有多少的工作。大型工业有很多污染，用了很多土地，第三产业也是一个选择，对于权威部门，这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得考虑房屋的储备问题，得考虑社会变迁方面带来的影响。比如说要考虑到房屋里必须有电梯。还有进出要容易，到公共设施容易程度，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公路运输体系，所以建新城的时候要有很多投资者，有一些人投机在买多一点的房子期待涨价，这是一对矛盾。我们经常想，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城市，只有在里面的人才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但你造出新城来说，就有新的挑战，面对那些设施的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的问题，这是和规模有关的。在欧洲许多的城市都想建造生态型的城市，但是上海一般谈到的是小城市，对于大型城市来说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有更多的挑战。所以要经济具有活力，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我们有东欧的可持续发展城市项目，在中国也有像宝山这样的城市。我们看到教育和绿色运输，所以要有一个集合化的思维，没有一个现成的药方可以去实现这些。但是我们能够单个辨认出，鉴别出什么是让经济发展的，让环境友好的城市。这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Pedro Ballesteros：谢谢Pascaline Gaborit，接下来的一位发言者是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俊。
张俊：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作为一个城市生活者和观察者的一些思考。我的交流题目是公共空间休闲与社区建设。
城市化以后，社区存在吗？有不同的一些争论，社区研究在西方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认为城市化以后社区会消失，被成为社区消失论，代表人物是沃思。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区存在论，第三点观点认为，城市的社区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传统的社区存在，而是一种社区解放论。这种社区比如说网络社区，交流社区，大家都还在，但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所以称之为社区解放论。
中国城镇化之后，中国城镇的细胞——社区应该尤其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管理，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当中，城市社区应该如何发展，以前是单位建社区，现在是从单位制向居委会转化；以前目的是控制，而现在发展社区是为社会服务。在上海社区已经建起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和四级网络的模式。这样的管理为社会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但是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社区还是以行政方式在建的。政府力量在建社区，而基于老百姓的社区组织没有充分发挥起来。
那么中国城市当中到底有没有社区呢？现在上海平均年龄是80多岁，平均退休年龄不到60岁。从退休到去世还有25-30年的时间，要在社区当中渡过。这么长的一个退休时间，如何在社区渡过？我们的人口密度正在增加，而居民的居住空间十分有限，缺乏公共空间，面临的是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增加。由于我们大多数的居民退休之后，已经不再属于单位，要重新回归社区，需要空间作为载体，如何找到载体，老百姓有了很多的创造，这是上海非常常见的居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一些场景。大家有在这些场所当中唱歌、跳舞的。
老百姓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自然空间，我们做了一些实地的调查，主要是对绿地和开敞空间的需求。中国的城市是高密度的，普通老百姓在家里没有过多的绿化空间，也没有办法在家里跟普通的朋友和其他的朋友进行交流。空间非常的有限。针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可以提出空间重塑和社会再造。因为现代社区，一方面行政化倾向，缺少培育社区的基本公共空间和社会机制，另一方面，老百姓又需求公共空间，可不可以基于公共空间的特色，形成具有地域根治性的社会网络推动社会的发展。
讲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位于上海五角场附近，是在复旦大学旁边，旁边有财经大学，五角场，创智天地周边都是老社区。这个老的社区就缺乏公共空间，社区的社会组织要发育，缺少空间载体，而创智办公空间刚刚建设又缺乏人气，创智天地就在其办公空间中间，建设了一块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现在有很多市民使用，这是创智天地本身的空间环境，好像也不太像中国的，说欧洲的也可以，他的环境很好，周边的小区我们可以看到沿街摆摊的非常多，空间非常的密集。在办公空间内，涉及到这公共空间，增加了人气，噪音不影响居民休息，弥补了老社区缺乏开敞空间的问题，这种空间可以提供社会交往、安全健康的空间。这样以公共空间为纽带的社区，这种空间以空间为基础，又不限于空间。而社区内在组织就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空间重塑和社会再造。
Pedro Ballesteros：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发言人Maurizio Mariani发言。
Maurizio Mariani：大家好。我们和中国的一些组织和学院的对话是从07年就开始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和欧洲可持续性的农业食品供应链。在欧洲很多人都是出去吃饭的，市民们越来越频繁的出去吃饭，每年会浪费大量的食品，每年会浪费12万公吨的食品，相当于每年排放23公吨的二氧化碳。如果说我们在家吃饭可以大大的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我们必须要优化食品供应链，将二氧化碳排放和浪费降下来。我们必须要来评估一下食品供应链，也要来看一下水和其他的资源和食品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当地蔬菜来作为食品。
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出的一些实验数据。我们第一个例子是4.63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一些肉制品排出的一些东西。尽量用当地食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如果说有长途运输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5年中，这三个不同的行业的发展历程，蓝色是表示批发商，绿色的是公众食品服务，紫色的是工业。我们再来看一下食品的原料，用鱼来作为一个例子，每年在全世界会捕获6000多万吨的鱼，渔业也会来雇佣大量的人口（约50万），整个渔业供应的就业人口是十分巨大的。如果说我们对食品消耗的典范改变的话，会带来很多的变动。比如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有对农业食品方式在城市中的影响。
我们会用一些杠杆来控制这种典范的变化。这样的话，才可以使市民享受更加健康的食品。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税收方式来作为杠杆，以鼓励更创新，更有可持续性的农业食品的系统。因此，如果没有智能食品的话就没有智能城市。接下来我有请我的助理来讲讲中国的情况。
谭学文：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推进饮食城市平台这些年来的情况。这是我们07年以来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也有一系列出版物和论文的发表。我们也得益于中欧社会论坛这个大框架的应用。我们在WT35小组下，持续的开展了可持续食品供应链的研究。在中方，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有弹性和可持续性的研究网络。在这个过程当中，饮食城市等于是从中欧论坛下演化出的一个新的平台。刚刚Maurizio Mariani先生也已经讲了，他们从欧洲的视角的发达国家背景下所面临的城市饮食的问题。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一些。我认为在中欧进行比较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要注意到背景不同，中国的特定背景就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饮食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其实我们已经在做很多的事情，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中欧可持续化平台，我也希望提出建议。比如说解决城市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问题，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由政府以及多方共同建立的面向食品安全的检验监测机构。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担心不安全，可以送到这里来，花很少的代价，大部分的成本由这个机构来支付，也许这是对这个城市食品安全的重要的推动，这对企业可以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另外，我们在座的这些伙伴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因为我们单位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机构很多想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们认为如果说可以在城市的小学、幼儿园等比较重要的有公共食堂的单位，建立一种集体采购的安全食品平台，可能这也是对城市食品可持续性的推动。借助咱们的平台，如果说有一些城市，或者是新的城镇，他们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公共饮食平台的建设，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Maurizio Mariani：非常感谢。我想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在世界各地浪费的食物，每年达到10亿吨，这些浪费的食物，他的价值是1万亿美元。这是不可思议的。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还有10亿的胖子，那些过度饮食者，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饮食典范。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的中国伙伴，肯定也要想和我们一起打造这一场共同平台。因为我们知道，食品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规划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食品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好的食物供应量。现在我们和同事一起对这个食品做出监测，保证食品安全，做出更好的食品典范。
Pedro Ballesteros：十分感谢您的演讲。现在我想问一问大家是否有任何的问题。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新城镇，对于新城镇来说，他们很难选择，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经济体，是要专注于技术还是文化等等。新城镇怎么来决定什么样的新的经济方式，或者是新的经济形式。我们知道，除了高速发展的工业，还有绿色经济方面，怎么把这个进行平衡，此外还有生物经济等等。这些是否是新城镇所要选取的主要城市呢？如果都是这些城市的话，那么每一个城市你都会选取相似的东西，就会有不健康的竞争。因此这些新城镇如何选取适合他们的新经济典范。
Pascaline Gaborit：我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新城镇都想来吸引新技术，都想打造这种集约式的经济，都想打造他们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是特别多元化的，这些中小型经济，中小型企业，还有一些创新企业，他们对价格是十分敏感的。
提问：您刚刚介绍的新城镇当中也有新技术，欧洲现在搞的新镇到底是以就业为中心，还是以居住为中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很多的开发区都是只有产业，居住都不在那里。现在每个开发区要成长为一个城市，欧洲这些方面对中国有什么经验。
Pascaline Gaborit：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说想打造开发区，再来打造居住区，就会造成这个城市的蔓延，对土地的使用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你就会打造出一种单一模式的城市。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来整合住宅区和工业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Pedro Ballesteros：我想多讲几句，我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保持平衡，也就是无为，我们知道城市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城市的设计者应该了解市民的需求，而不仅仅只是从设计的角度考虑。在欧洲的一些老城是不允许来打造工业区域的，如果我们一味的发展新产业的话，会造成老城区的消失，这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结果，也就是说必须要考虑到市民，人们怎么才可以居住在城市当中。
提问：我们看到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竞争力和效率越来越高。我们希望鼓励很多中小城镇发展，但是又非常困难，在欧洲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同样存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食物的浪费，食物的浪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食物实在太便宜了，而食物太便宜，就导致农民的收入不可能通过农产品的生产来大幅度提高，政府又非常在乎农副产品的涨价，这就制约了我们对食物浪费的限制。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调节？
Maurizio Mariani：关于食物浪费，我们需要给食物一定的价值。今天食物的供应链还有一些企业的整合，都会增加食物价格，我们需要重新评估食物，创造就业。同时在乡镇地区进行平衡。食物是来自于农业的，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食物浪费都是代表了在非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发达国家是一种事物供应链的发展，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买很多的食物，不发达国家则是节约的需要，我们需要进行技术的移植来解决这些问题。
Pedro Ballesteros：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是欧洲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德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德国的这些城市会相互合作，意大利的历史使得他们的城市非常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每一个城市都会在这些方面去提出解决方案，那是因为有这样的多元化，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历史都是基于农业问题的。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增强这种多元化的感觉。因为人们在不断的需求这些新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必须要保持大家在不断的寻求。英国是围绕伦敦，法国是围绕着巴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中心，这样的话打造一个整个城市的结构才能看到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想中国在很多年之前，也是有这种多元化的局面的，必须要不断的和人们沟通来看看他们心中独特的想法，才可以找出一些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才可以得出很多不同的创新方案。
Pascaline Gaborit：我同意您的看法，确实有很多的城市发展模式。我相信城市之间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每一个发展模式都不一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相信城市之间的合作，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的合作，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当然这种合作模式也存在于很多欧洲城市之间，这样才可以从不同的发展模式当中进行学习。
章仁彪：关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问题，人们总是向往有更多机会的城市，中西部的城市很难发展就是因为就业的问题，就业需要服务行业，而服务的享受是需要一系列的工业。我们说食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但增长的部分不是在农民而是在供应链环节。比如在德国，某些饭店，如果说你点的菜吃不了是要另外加一笔处理费的，我想中国应该推广这样的政策，也可以抑制我们消费当中的食品浪费。这些是需要有具体的政策解决，而不仅仅是靠一般的宣传。
刚刚谈到中国农产品价格比较低，这是长期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工业品打向全世界使劳动力成本低的重要的因素。2008年全世界农产品暴涨，但是中国粮食价格只有世界价格的一半，使中国渡过全球金融危机。他们和我们合作的项目重点的是解决城市周边的用地如何发挥作用。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的菜地大量的减少，很多的农产品都是远地运输过来的。我们和意大利的合作项目关键是如何把政府补贴用在城市周边地区，重要的是把城市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机关、学校的大食堂，使一些专项的补贴到位，有一些政府的补贴介入。这样的话可以平衡农民觉得农产品价格低，消费者觉得农产品价格高的问题。
提问：非常感谢大家精彩的演讲，我是受益匪浅的。我有一个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利不起早。站在欧洲的角度来说，和中国合作过程当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第二，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Pedro Ballesteros：首先回答您欧盟能得到什么？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当中，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是气侯的变化，另一个就是自然资源的匮乏。我们在欧洲以及在美洲也生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的自然资源来创造某种生活方式，特别是集中、大量的使用了这些自然资源。比如说水，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因为全球化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中国包括印度目前都能够很快的发展。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对中国来说就是很公平的情况。你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模式让我们感到害怕。当然有好有坏的方面，对我们来说，这造成一种威胁，我们有可能不能有非常绿色的住宅，也不能给学生孩子提供很好的绿色的学校。我们欧洲要做尽量大的努力去改变这种情况，可以尽量降低我们对这些资源的需求。而且我们要给全球做出榜样。但是此外，我们还要跟你们一起商量，一起合作，和数以百万的中国人一起合作、商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我们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集中大量的使用这些资源是很愚蠢的。因为我们19世纪、20世纪都会经历同样的模式，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话结果大家就不会有很好的，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了。不会有高质量的环境，没有水源。但是想一下，中国的土地已经有多少被污染了呢？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现在和平的发展，他帮助了数以百万的人们可以完成这样一种目标。但是在欧洲，第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帮助你们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具有良好模式的发展。在欧洲，如果说我们像以前那样大量的使用资源的话就没有水了。我们现在的需求在减少，这对欧盟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这里，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去帮助你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相信欧盟的发展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模式。
欧盟能给什么呢？我可以提供一些经验。不是全部，但是一部分是可以的。我们欧盟的这些同事和城市居民，在开发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很宽广的平台。比如说创新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等等都可以让我们很有信心的去一起进行合作。希望能够改变这些城市，将这些城市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开发这些试点型项目。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拿着万能药或者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来的，我们主要是提供我们的经验和意愿，希望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有意愿去一起合作和发展。我是一个官方人员，我是一个公共服务人员，我的目标就是要服务大众。并且能够推动你们包括很多其他人来参与到这个合作当中。所以能够相互学习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地方。
提问：你们对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有什么样的想法？在欧洲城镇化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种政府曾经大力推动或者是参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案例。对于我们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的发展，你们认为我们政府应该在那些方面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Pedro Ballesteros：我完全尊重中国政府在城镇化当中的角色。在欧洲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们是在共享一些信息，才能够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在欧洲土地是私有的，中国土地是公有的。这是一个很大不同，因此有一些东西在欧洲是不能实行的。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些法律不能强加于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不同的情况。因此，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自然情况和政治体制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中欧之间得到什么？第一，我讲过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面对同样的挑战，欧洲在战后有了很多新的举措，有一位城市规划之父说，他说英法两国之间怎么才能让他们之间不再战争，那就是我们不是分开坐，而是坐到一面，如果说我们有相同的挑战，我们就会站到一起。因此，我们的共同点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可持续化的城市。打造可持续的城市这也是我们全世界在现在这一时期面临的共同的挑战。我们也要考虑到变革的策略是什么？大家今天面对着很多首要的任务，如何一个个的解决，一个答案就是要基于经验了解什么是重要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清单，上面写着要采取什么样的最主要的行动。关于策略，绝对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一个清单，就来看一下我们变革的重要基点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见了然，当然做一个清单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首先我们要考虑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经验当中学到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怎么面对问题，怎么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再找到下一步要解决的难题。这是一步一步来的事情，我们要一起来面对困难的问题。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出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关于我们刚刚说的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我们会找到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步一步来解决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Pedro Ballesteros：非常感谢，今天下午我们会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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