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思路在基层实操后的效果如何？陕西扶风县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近日，扶风县人大常委会为了响应该县与阿里巴巴达成“农村淘宝”电商协议，要求职工每人网购至少1000元金额物品的消息在网络盛传。随后，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确实发了此通知，但未做强制要求，县人大常委会29名工作人员大多网购消费100多元，总计9600元左右。

言下之意是，盖着人大公章的通知，其适用范围和产生的网购金额远远比网络流传的小，怎么至于引起网络舆情汹汹？

我猜想，扶风县官方或许有些困惑，甚至委屈。在这里，它与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视差：它的着眼点是农村淘宝“是县上的大事”，必须支持配合；批评者的问题却是，负责行使本级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的县级人大强制网购是否合适？它的行事逻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动员，批评者却以现代行政伦理为依据，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最忌讳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介入市场运作。哪怕是倡议，哪怕只有每人一二百元的效果，都和“互联网+”的价值目标、实际效果南辕北辙。

批评者的这种警惕，绝非小题大做。事实上，持同样逻辑的事情，不只是强制网购；持同样逻辑而被舆论批评的地方，不只是陕西扶风。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强制工作人员捐款、集资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有像长沙天心区和福建闽侯县这样强制体制内工作人员劝说家人拆迁的事情出现。试图以大政府的强势来达成市场经济的目标，试图以行政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来促成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缘木求鱼的吊诡景象。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行政传统也罢，权力不断自我伸张的惯性也罢，无论怎么解释上述事情，它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能以新闻面貌出现，都是一个让人乐观不起来的信号。此类信号不断地在重申，在一些地方，公权力仍然在被随便甚至廉价地滥用，既无外部边界，也无内部制衡，甚至被滥用而不自知，被滥用而自以为正确，被滥用而自认为在惠民、利民、向着繁荣市场迈进。

扶风县政府公开的信息显示，9月23日扶风县“农村淘宝”启动当天，县级服务中心和第一批35个村级服务点正式运营，当日成交额达306万元。成交额不小，但不知其中有多少来自各机关单位的“倡议”，有多少是来自“互联网+”的动员能力。“农村淘宝”仍是淘宝，要靠市场的朴素力量来推动。政府要知有为，更要知无为，恪守行政伦理、尊重市场规律，才是最大的推动和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