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9年8月12日，通过了对已有两个日内瓦公约的修订。现称为日内瓦第二公约的“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新增公约，在1907年海牙第十公约的后被纳入日内瓦公约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应被视为日内瓦第二公约（因为它的确是在日内瓦制定的），然而1949年之后这部公约被称为第三公约的原因是按年代顺序，它晚于海牙公约。针对二战的经历，第四部日内瓦公约，新的一部“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得以制定。另外，1977年6月8日通过的附加议定书旨在促使公约适用于内战等国内冲突。如今，四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包含了600多项条款，相较于1864年公约的仅仅10项条款可谓是极大的扩充。
1963年正值纪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一百周年之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共享）第三次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自1993年起，非瑞士公民也可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驻国外的代表，而在此之前是严格限制为瑞士籍公民。事实上，此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瑞士公民在员工中的份额已增加了近35%。大屠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科内利奥·索马鲁加（Cornelio Sommaruga）出席了1995年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表明该组织完全了解大屠杀的严重后果以及牢记历史避免重蹈覆辙的必要性。他向所有在战争中遭受苦难或丧生的人致敬并公开对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犯下的错误和工作上的不足而未能为集中营中的受难者提供保护深表遗憾。
2002年，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员总结了该组织从失败经历中获取的经验：
在2005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活动的正式声明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奥斯威辛集中营也代表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上最重大失误，这一失误由于该组织没有果断采取行动援助受纳粹迫害之人而加剧。这一失误以及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别代表的英勇行为都将永远铭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上。
组织结构大会
大会（也称为委员会）定期召开，负责制定目标、指导方针和策略并对委员会的财政事务进行监督。大会成员包括至多25名瑞士公民。成员必须会讲法语，然而很多成员也讲英语和德语。这些遴选的大会成员任期为4年，对每个成员的任期届数没有限制。第三届任期后的再次当选要求获得全体成员中四分之三的多数选票，这也是使成员保持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动力。
早期，每一名委员会成员均为日内瓦人、新教徒、白人、男性。第一位女性勒妮-玛格丽特·克拉梅尔（Renée-Marguerite Cramer）于1918年增选为成员。自此之后，有几位女性荣任副主席之职，女性的比率在冷战之后提升至15%左右。第一位非日内瓦公民的成员于1923年当选，还有一名犹太人曾任职于大会。
尽管红十字运动的其他机构可能拥有多个国籍的工作人员，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单一国籍的特性是一项宝贵资产，因为这里是指瑞士国籍。由于瑞士的永久中立，交战各方可以确定没有“敌方”的人在日内瓦制定政策。1870-71年的普法战争表明即使是红十字的参与者（这里是指国家红会）也可能为民族主义所束缚而无法保持中立的人道主义。
主席
大会还负责选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任期四年。主席既是大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领导，自成立以来，主席一直都是大会理事会的成员。主席一旦被任命则自动成为以上提及机构的成员，但他并不一定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内部。在大会中有一个强大的派别希望从组织外选择主席，如从瑞士政府或是职业圈内比如银行或是医学领域。事实上，最近三任主席均曾是瑞士政府的官员。主席的影响力和作用并未严格限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每位主席的个人风格而有所变化。2012年7月1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任主席彼得毛雷尔正式上任。他的前任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先生在2000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
运动职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在法律上承认一救护团体为官方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并接纳其加入运动。具体的认可原则在运动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在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认可后，国家红会即被接纳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在他们的国际行动中与各国红会开展合作，特别是在人力、物资、经费以及组织现场后勤工作方面。根据1997年的塞维利亚协议，在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占主导地位的红十字组织，而运动的其他组织在非战争局势中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本国境内发生的冲突局势下，国家红会将居于主导地位。
在世界格局中的关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国际社会中最大的，最为人尊敬的非国家人道组织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它致力于为武装冲突的受难者提供援助和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选择直接与国家交涉并依赖于低调且保密的谈判来游说各国允许其接触战俘并改善他们的待遇。其调查结果不予公开而仅与相关政府共享。这一做法与无国界医生和大赦国际等相关组织不同，他们更倾向于披露弊端并对政府施加公众压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自己的方法从长远看使其能够获得更多接触机会以及政府的合作。
如果只获得部分探视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受它能获得的权利并谨慎地游说政府以获得更多探视权。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仅获准探视服刑的被关押者如纳尔逊·曼德拉，而无法探视正在接受审讯和等待审判的被关押者。在获释之后，曼德拉对红十字给予了公开称赞。
一些政府利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促成其目的的工具。受人尊敬的援助组织的存在可使羸弱的政权显得更为正当。费奥纳·特里（Fiona Terry）指出“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它的职责、声誉和谨慎使得它的存在具有特殊的肯定价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知道自己具有这种力量，它能通过威胁撤出来迫使羸弱的政府改变其行为。正如上文提到的，纳尔逊·曼德拉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使被关押者得到了更好的待遇并对其南非逮捕当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那时“避免国际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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